在甲骨文出现之前，中国文字还有哪些经历？?

山西襄汾陶庙遗址出土的扁陶上的铭文是用毛笔蘸朱砂书写的，被学者解释为“文义”或“文曜”。本文中的照片和图像由作者提供。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文物上的朱书。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从未间断。这个文明延续的秘密深藏在其独特的书写系统中。长期以来，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塑造了人们对中国文字起源的认识。然而，近年来，郑州商城、小双桥遗址以及陶寺早期遗址留下的朱书陶碑刻，揭示了更长的文字发展脉络。在甲骨文出现之前，中国文字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的发展。中国文字的起源并非始于殷墟的甲骨文。这一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代早期，出现了清晰的文字发展脉络。山西襄汾陶庙遗址出土的陶扁壶上有文字，是用毛笔蘸朱砂书写的。学者们将其解释为“文义”或“文耀”。结构去掉了对形状的简单模仿，开始抽象意义。其书写风格与商代碑刻中的铭文如出一辙。这四个字的每一笔，不仅是技术上的飞跃，更是思想符号的根本性变革。中华文明也因此进入了文字承载思想的辉煌时代。陶寺遗址文字的发现将汉字的出现追溯到4100年前的龙山时期之前，改写了对汉字起源的现有认识。郑州商城和小双桥遗址的竹书和陶器铭文为我们提供了古代文献与商代文献之间的重要联系。近年来，在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陶罐上发现了两个朱砂字。一个是“天”字，一个很难认。郑州小双桥遗址祭祀坑中的陶罐、陶像等祭器上还发现了较多的朱文铭文。内容可分为三类：数字、象形文字或标志、祭祀短语。这说明商代早期文字脱离了原有的状态，变得规范化、系统化。商代晚期，安阳殷墟遗址发现了更多的文字。近年来，考古学家发现了多批殷墟墓葬中的玉戈、玉柄、玉章上有墨书铭文。玉章铭文皆写在正面。书写方向为从上到下、从右到左，多为两行。朱书法庄重，笔画活泼。有些字形接近铜文的特点。这些朱文字不仅可以与甲骨文、金文等进行验证，而且显示了商代文字体系的内部一致性。这种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容的系统性，体现了文字在社会实践中的广泛适用性和融合性。青铜器上的铭文是先在壶的内模上雕刻反文字，铸造后将铭文凸起。目前，郑州商城还发现了带有铭文的商代早期文物。例如e、白家庄墓出土的一尊铜像颈部有3个等距的龟形雕刻。郑州杨庄、河南中牟县大庄那塔普安的古商青铜器上也有铭文。商代晚期青铜铭文得到迅速发展。据统计，殷墟第二期至第四期的铭文青铜器共有5700多件，其中单字铭文最多，最长的达38字。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在形体特征、铸造成分、意义功能等方面与商代早期的青铜器铭文大体相似。尤其是宗族徽记得到了保存，铭文数量和内容更加丰富。商代晚期，以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的独特书写传统更加确立和奠定为后来西周金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考古学家发现，有些甲骨文是先写后刻，刻后仍留有字迹。铭文有墨书铭文和水墨铭文两种。还发现一些甲骨文的铭文不是用墨刻的，或者背面只刻了一半。 1936年，中国考古学家对殷墟进行第十三次发掘时，发现了文字铭文； 197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还在殷墟小屯南区出土的甲骨文中发现了文字。殷墟的甲骨文大多没有文字痕迹。学者们认为它们是直接雕刻的，显示了雕刻师高超的刀工。商代早期甲骨文遗存有最早发现于郑州商城。 1953年4月，二里岗遗址出土牛肋骨，刻有3行11字。另一块骨头上刻着一个不完整的等边三角形，中间有一个“ㄓ”字。这些商初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甲骨文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甲骨文，也提供了商末甲骨文的起源。从陶寺到郑州商城，再到小双桥、殷墟，文字、甲骨文、碑文的发现，这清晰的顺序有力地证明了在甲骨文之前，中国文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史。平凡的竹简、木碑承载着源源不断的汉字和绵绵不绝的历史。纵观文字的起源，早期文字的痕迹随处可见。甲骨文、陶器、玉器等载体。然而，这些载体由于功能特定，或者材料有限，并没有成为文字普及和传承的主流。只有竹简以其普遍性、便捷性和系统性，成为夏商周以来中国文字和叙事的主要载体。甲骨文是皇室与神灵沟通的重要占卜档案。内容高度集中在祭祀、战争和天象等特定领域。它几乎不涉及政府的日常命令、经济法律或社会生活记录。它的书写、使用和解释仅限于特权阶级，不具备广泛的社会传播基础。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古生物学家冯石所说：“在早期社会，文字是极少数人垄断的工具。同样，祭盆上书写的铭文内容往往是家徽、祭祀名号、祭祀话语等。媒介借助朱砂，强化了文字的“精神”性。相比于具体的载体，小册子成为了沟通的主要载体。首先，从载体多样性来看，竹木资源比龟甲玉石更容易获得，提供了其次，从操作便利性来看，卷轴可以集成成册，书写面积比一块甲骨或陶器更大，可以容纳更复杂、更长的内容，并且易于储存、运输和流通。楚都济南城M1093出土的大量竹简证实了这一点。尽管夏代竹简因材质易腐烂而未能保存下来，但多条证据证明夏代存在简书写系统。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载了夏朝的世系和重大历史事件。据他自己的说法，资料来源是《世本》等先秦经典。 《殷本纪》记载的商王世系得到了甲骨文的证实，大大增加了司马迁发现的古代文献的可靠性。据《吕氏春秋·冼士览》记载：“夏桀将死，太史令仲谷携画图逃往商。终于到了夏末，已经有史官负责典籍的图画，夏的记载是由商继承的。西晋时期出土的战国魏史书《竹书纪年》，清楚地记载了夏代以来的历史事件和年代体系。如果没有夏代的书面简化记录，这样系统、连贯的年代遗产就不可能存在。这本书的发现直接证明，直到战国时期，历史学家仍然能够接触和参考夏商时期的原始文字资料，这些数百年来被抄写和引用的资料最有可能的形式是当时各国历史学家世代保存的简要档案，周朝的告诫殷人的遗民。商代：“唯殷祖有书典。”李学勤等学者指出，商周时期史官的正式头衔是“佐曹”，他们的作用是撰写和管理典典。这个官职的名称本身就是简单登记制度存在的活化石。我们可以勾画出这样一个清晰的历史脉络：至少在夏末，随着早期国家的发展和管理需要，首先建立了一套以史家为核心、简牍为主要载体的文献记录体系。这一制度在商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成熟的“典处”制度，并为周代继承和发展。因此，甲骨文和朱术文字是汉语文字在特定场合的“特殊表现”，具有特定的功能；而在纸条上书写是“无处不在”的承载历史记忆，表达国家政令，记录社会生活。这就使得知识的纵向积累和横向传播成为可能，为《诗经》、《诗经》、《春秋》等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些看似普通的竹简、木简，从夏商周一路绵延至今，承载着绵绵不绝的中国历史的流淌，承载着中华文明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和文化向心力。汉字的生命力来源于悠久的书写传统。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唯一绵延数千年不间断的文明体系，与汉字这一独特的文化载体的延续密不可分。从陶寺遗址的朱陶铭文到郑州商城、小双沟的铭文从邋遢遗址，到殷墟甲骨文、玉器残片，考古发现为我们勾勒出一条清晰可见的文字遗存轨迹。考古证据表明，到商代初期最晚时期，汉字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书典”文学体系。词系统。重新审视汉字的起源和发展，需要摆脱以甲骨文为中心的传统研究范式，而更多地关注早期的文字遗存。确认文字在文字形成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是对中华文明延续自然机制的深刻揭示。商代青铜陶模型和甲骨文中的朱、墨书法遗存，因其“先写后写”的制作过程，为我们研究商代书法美学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对这些书写痕迹和铭文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已经掌握了成熟的书法技巧。这些三千多年前的祖先手迹，是中国书法史最早的物质见证。汉字不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符号。这个符号的生命力来自于其悠久的书写传统！原标题：在观看甲骨之前远方碑刻（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州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